财政所所长是个什么官？是个比芝麻官还小的官。官虽小，职责却不小。用当地财政干部的话说，责任有时比天还大。因为财政所管的事与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，尤其是这些年，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，所有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各种财政补助、优惠政策，最终都要由财政所来完成。老百姓说得很形象，叫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。国家惠农政策要落地、落实，执行得怎么样，都要靠最基层的财政所来完成。
因此，这基层财政所的干部，就成了财政离老百姓最近的人，也是最接地气的人。
——题记
《中国财经报》记者 骆伟琼 贺利娟
按级别，财政所所长处于国家五级财政的最末端，算是股级吧？财政所长几乎不能算作官，要算，也是比芝麻官还要小的官。但对于王四平来说，他好像压根儿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个什么级，从20多岁考入财政所那天起，他就始终在和乡亲们打交道。田间地头，风里雨里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农民，或者说就是一个为众乡亲跑腿办事的。所以，他一年到头，跑呀，问呀，写呀，算呀，总觉得有忙不完的事、干不完的活。而且，他从内心里也从来没有让自己放松过，丝毫也没有，因为他很清楚，他忙的这些事，都与钱有关，与家乡父老的利益有关，这些可都是天大的事，差不得，错不得。这样一年一年忙下来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病倒了……
我们见到他时，是在武汉一家医院，曾经180斤重的大汉现在只剩皮包骨。其实，他已经病了很久……
一个隐瞒了6年的秘密
早春三月，草长莺飞，杨岭镇的油菜花就要开得满地都是。
往年这个时候，王四平都要和他的5名同事准备迎接一项挑战：对6万多亩土地上各类种植物的面积组合进行摸底，按相应的标准，把财政补贴发放给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6000多户农户。
然而在今年3月12日下班前，王四平把财政所门口文化长廊的最后一块内容——财政支出绩效工作流程图布置完后，突然和同事们说，自己要去武汉办事。
第二天，王四平和爱人陈想玲拎着行李，早早出发离开了杨岭镇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一切照旧进行。
直到3月23日，农民汪四贵发现了异样。王四平的二哥王平发，急急忙忙把24头快出栏的猪以每斤4块钱的价格贱卖了。如果再过十天半月，能卖到6块钱。
汪四贵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就给镇财政所副所长陈义军拨了个电话，“是不是他家出了什么事？”陈义军被问得一头雾水，但汪四贵的担心引起了他的警觉：难道是王所长的老毛病又犯了？想到这儿，陈义军赶紧跟市财政局纪检组长余华清取得联系。
余华清随即打电话给王四平的爱人陈想玲，电话那头，陈想玲再也忍不住，哽咽地爆出一个秘密：
2008年，王四平已患上癌症，并做了胃切除手术，因为总有忙不完的事，他对病情隐瞒了6年。也因为要保密，他放弃了大病医疗保险，解决费用的途径只剩下两种，一是正常报销，二是找亲戚借，6年下来，已经负债累累。
走村串户、开会培训时，王四平为什么随身揣着药瓶子和馒头，有一段时间到村里发放惠农补贴“一折通”，他为什么腰上别着导流管，这下，余华清全明白了。
市财政局局长夏继延听到这个秘密后，愣了几分钟，回想起以往和王四平打交道的情形和他这些年的工作状态，夏继延不敢相信，这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。王四平前几年也住过院，可夏继延每次问起时，他都是以老毛病为由“敷衍”过去。
这一次，王四平还想瞒着夏继延，“我不是去看病，是在武汉办事。”得知夏继延已经知道真相，王四平才老实地说，“我尽快早日康复，早点上班，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做，医疗费的事自己能行，不用操心……”
王四平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元，爱人下岗在家，还有一个14岁的女儿，全家的月收入还不够他付一天的医药费。
他住院的消息传出后，财政系统的同事、他曾经服务过的群众自发聚到一起，伸出援手。3月25日，夏继延带领局班子成员到武汉看望王四平，还带去了多方筹集到的10万元钱。几天以后，杨岭镇的农民和王四平的同事，纷纷来到医院。
“王所长生大病了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！”
一个不折不扣执行政策的人
在当地农民的印象里，王四平是个老实人，也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，认真到了死板的程度。他们对记者举例说，上面要对能繁母猪补助，他就跳进猪圈一头一头数母猪，上面要对农村挖塘补助，他要实地察看值不值，等等。这样的事很多。
杨岭镇有29个村，一户农户约有29个信息，涉及的财政补贴有57项，每一项补贴要落实到位，都有赖于财政所做大量琐碎细致的工作。
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，乡镇财政的职能发生了由收到支的转型。王四平进入财政所前，也是一个在田里挑草头的农民，原来农民种地要交税，现在反过来能得到补贴，这么好的事情，王四平想让他们第一时间、不折不扣地享受到。
但作为财政所长，王四平又意识到，发放财政补贴必须做到公平公开，否则就会引起矛盾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道理，他懂。
就拿种植面积核实来说，农户在自家的土地是种油菜、玉米，还是棉花，各多少亩，每年的组合都是动态的，王四平和他的同事必须把这些数字弄清楚，然后进行公示，全体农户没有异议后再给予补贴。
王四平对口负责5个村，最大的村东西距离有四五公里，其他几名同事负责的村，他也要抽查。为了尽可能地把面积测量精准，前几年他给每人配备了一台GPS（全球定位系统）。绕着农田一圈又一圈，这一路走下来就得两个月。
5月的杨岭镇，中午已经开始热起来。王四平蹬着自行车到了团山村村委会，村主任让王四平歇一会儿再下村，王四平催着赶紧走，他步子大、步速快，村主任和同行的人小跑跟上。到了下徐组，王四平测量一户的小麦种植面积时，发现表上的数字比实际多出20亩，毫不犹豫给改了过来。“王所长，这户人家穷，就多补点吧，反正是国家拿钱。”村主任劝王四平。王四平坚持说不行，他知道，这回如果心软了，就会助长虚报的风气，就会有人钻“粮食直补”的空子。
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，王四平刚动完胃切除手术不久。那段时间，有几次晚上他回到所里，腰间导流管里浸出的鲜血已模糊成一片。
王四平是财政所长，但大多时候到财政所都找不着他。一有空，他就去和农民“拉家常”，在聊庄稼、聊收成的同时，把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也解释明白了。因为他太了解农民，拿着文件去跟他们念，没几个人会回应他，也没几个人能听懂。也因此，他逼着自己吃透政策，像海绵汲水一样去学习，让自己和政策衔接上。
用“一事一议”财政奖补政策挖塘，就是王四平和农民们聊出来的。
杨岭镇尤其怕旱，新修、改造塘堰蓄水，在他看来，是个绝佳的办法。可挖一口塘，少则几万元，多则十几万元，以往农民们想都不敢想。如果通过“一事一议”财政奖补政策，一口10万元的塘，则可以得到5-8万元的奖补资金。
杨岭镇镇长周军采纳了这一建议，每年有120万元左右的以奖代补资金被用到改善抗旱设施上。
听说有钱补，村干部都来找王四平。召集村民理财小组开会、征求意见、建项目库、测算效益、实地考察、施工监督、工程验收，挖一口塘的每一个流程，王四平都要参加，等一切符合规定，才能放心地把资金发下去。
就这样，明光村10口塘、余郑村7口塘……杨岭镇甩掉了“旱包子”的外号。
有人对王四平表示不解，财政发钱，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，总比收钱容易。其实做过基层财政工作的人都知道，和农民就钱打交道，要较太多常人不理解的“真”。
1995年实行农业特产税时，王四平在义和镇财政所任职。一天下午，他捂着脸偷偷溜进办公室，同事余琪觉得不对劲儿，走过去询问情况，才发现王四平脸上青一块紫一块。原来，是王四平到农贸市场收税时被几个商贩打了。坐下喝了口水，拿毛巾擦了把脸，王四平想想不服气，就又冲出去跟商贩做工作，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政策，硬是把税收上来了。
后来，王四平调到了天鹅镇财政所，当时这个镇在应城市最穷，每年的税收任务都没法完成。王四平来了之后，不出一年就完成了任务。
对王四平来说，不管是以前的收钱还是现在的发钱，他的想法很简单：做一个称职的财税政策执行人。
脑筋死点，心踏实点
在这个人情社会，尤其是在基层，做一个称职的财税政策执行人，需要经受巨大的压力，也要抵制各种诱惑。
王四平每年经手的资金有几千万，想从他那儿“挪”点钱用的人有很多，为了尽量回避这些，他从不请客吃饭，也从不吃服务对象的饭。唯独有一次，他到村里发补贴通知书，一户村民家里熬了粥，他喝了一碗。这也是有原因的，患上胃癌后，他每顿只能吃少许，隔两小时就得吃一次，那天他出来得太久，随身带的馒头已经吃完了。
即使这样，有些事情还是会找上门。
2012年腊月二十四，临近年关，到镇上采购年货的农民一路有说有笑，财政所里显得格外冷清。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孙刚到王四平办公室串门，王四平一见“发小”来了，赶紧烧水泡茶，孙刚进屋后直奔主题：“老王，茶我就不喝了，这次来是代表单位找财政所借2万元工作经费。”“这不符合规矩，老朋友，实在借不了。”孙刚本来挺有把握，被王四平一口拒绝，有些接受不了。你来我往，几句下来，孙刚和王四平拍起了桌子。
孙刚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和记者描述这件事，他们之间是如何针锋相对的，记者并不是很清楚，但从孙刚激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愤怒。
来找王四平的人都是为了应急，这让讲规矩的王四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。
2013年9月，镇计生办主任张卫华急着将一笔2万多元的免费手术经费付给医院，但因镇长出差没有签字。张卫华想着跟王四平私底下关系不错，先拨款再补签也没问题。“财政部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第19条规定：各项支出由单位财务部门按照批准的预算和有关规定审核办理。镇长没签字，款不能拨。”王四平“死板”的态度，让张卫华摔门而去。
还有人用“回扣”来诱惑王四平。
几年前，一个与他私交很好的朋友，带着礼品火急火燎地找到他，希望能从财政账上借5万块周转3个月，并承诺给一定的好处费。他说：“你做生意缺钱可以找银行贷款，我手里管的是国家的钱，一分也不能动。”朋友骂他死脑筋：“给我周转几天又没有风险，到时候一定还给你，你还有好处费拿。”望着不欢而散的朋友，他自嘲说，“脑筋死点，心踏实点。”
2013年，财政所搞标准化财政所建设，为确保质量和工期，所有建筑材料王四平都随施工方一起采购。有一次，包工头趁他打点滴的时候，把原本应该5毫米厚的玻璃门换成了3毫米厚的。这马上被王四平识破，包工头塞给王四平一沓钱，希望能“手下留情”。王四平告诫包工头：“如果你不按合同规定，那就马上停工。”
因为“死脑筋”，王四平的家人、亲戚、同事都跟着吃亏。
改造塘堰，有大量的淤泥需要清理出去，占用地第一年不能耕种，一口“当家塘”得占用4亩地，每一亩得损失1000元左右。凡是要修的塘周围有亲戚家的地，他都让“优先”占，说服工作他去做。
有一次，王四平骑着自行车到村里察看工程进展，发现有一口塘修到一半，施工方因为差钱不干了，他当即让村干部到财政所找会计借钱。会计很为难，因为能借的钱只有所里几位员工待发的工资。王四平打来电话说，工资可以先不发，但修塘不能停。
杨岭镇是王四平的老家，2007年刚来当财政所长时，他就专程回家跟其他5个兄弟吃了顿饭，让他们支持自己的工作。
为了接受记者的采访，王平发第一次进了弟弟的办公室，他穿着一双粘满泥的黄胶鞋，裤腿上的白灰已经让人辨不清裤子的颜色，“在医院照顾他时，看着他拎着药瓶子打电话到处借钱，我是又痛心又奇怪，一个公家人，经济条件原来这么差！”王平发说这话时，声音有些颤抖。采访结束时，财政所的工作人员留他吃晚饭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说要回去喂猪，弟弟的病还得治，花钱的地方还很多。望着渐渐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，在场的几个人转过身去抹了抹眼泪。
王四平先后在应城四个最偏远的乡镇财政工作，从专管员到农税会计，从副所长到所长。28年来，他的荣誉证书有一大摞：1995年度农税创优竞赛先进工作者、2000年度应城市财政局先进工作者、2013年度孝感市先进个人……他似乎对这些看得很淡，他更看重的是农民心里的那杆“秤”，他觉得农民需要他，怎么干都值。
帮人上了瘾，宁愿自己委屈点
在杨岭镇，财政给人的印象是万能的。
“王所长，我们这儿怎么突然停电了？”201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王四平接到这样一个电话。当年，湖北省财政实行专管员制度，王四平作为5个村的专管员，负责宣传解释各项强农惠农、通过“一卡通”及时发放各类补贴资金等事项。5个村的每家每户，都有王四平的名片。
从此，王四平干的不再只是财政的事，谁家缺水泵了，他想办法去借；谁家玉米囤积了，他去找商贩来买……
每年秋收的时候，王四平和财政所的同事轮流打扫楼前的一块操坪，供周围的农民晒粮食，遇上下雨天，农民在地里回不来，他们就帮着收。
不是财政的事，农民还是找王四平，是因为王四平在工作中总为他们着想。
应城盛产石膏，杨岭镇的青壮年在农闲时都会去敲石膏赚钱，早出晚归。2011年，一位农民要补办惠民补贴“一卡通”，因为不在财政所上班时间，来了两次都无果，第三次，他请了半天假，才办成。王四平了解情况后规定：在遵守正常工作作息时间的前提下，全所每人一床被子，轮流晚上值班，这项制度沿用至今。这方便了很多农民，有人趁大清早到镇上买菜就把业务办了。
对同事，他亦如此。
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，乡镇财政所的工作量成倍增加，但杨岭镇财政所已经十年未增加新人。2008年，王四平出院后伤口还没有痊愈，所里几个人让他坐镇指挥，他不同意：“每人跑5个村够累的了，我的5个再分给你们，你们的负担就更重了。”
这5个人中，最年轻的是徐文静，30出头，2002年应聘到财政所时，他有些浮躁，有些茫然，不知道一个卫校毕业生在财政所里打杂有什么前途。王四平来了之后，手把手教他学会计，没过两年，徐文静就成为一名优秀的预算会计。虽然当了会计，徐文静还是陷入了苦恼，每月1250元的工资几乎没法养活全家5口人。王四平又帮他到几家企业找了一份代理记账的兼差。现在，徐文静每月的工资可以拿到2000多元。
在财政所“拍桌子”的孙刚，“甩门”的张卫华，后来和王四平也没有闹翻，反而成了更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。从财政所回去后，在最气愤之际，他们都接到了王四平的电话，“这钱我私人借给你。”
王四平的爱人陈想玲说，他帮人“上瘾”，宁愿自己少吃少穿。
上世纪90年代，王四平是一名农税会计，六、七年间，他成天穿着制服，把自己好一点的衣服，全部捐给了农民。
2012年夏天，王四平到明光村发放农民负担卡时，发现了一个辍学在家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叫徐泽枫，与年近70岁的爷爷相依为命，家徒四壁。看着孩子困惑无助的眼神，王四平帮孩子上学的念头油然而生，但想到妻子没有正式工作，自己因病而债台高筑，又犹豫了。临出门时，孩子期盼的眼神，使他下定了决心。几年来，他戒了烟，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，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近6000元资助孩子念书。
记者来到徐泽枫家时，在他贴满墙的奖状中，发现了一份“承诺书”：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辜负王所长的期望。
农民是朴实的，谁对他们好，他们就对谁好，这叫以心换心。在王四平所住的病房，记者注意到，这儿没有大束鲜花，没有大篮水果，桌上摆满了盆盆罐罐，那是农民看他时带来的粥、汤，还有土鸡蛋。
我们离开病房时，王四平的爱人陈想玲跟着送到电梯口，又吐出了她的心里话：当时为什么嫁给老王？就是因为当初陪他去医院看眼病时，大门口坐着一个可怜的老爹爹，他把兜里仅有的10块钱给了老爹爹，跟着这样善良的人，心里踏实。
她知道老王的日子不多了，总在不自觉地回忆往事，像是在和我们讲述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在癌症病魔面前，我们深知现代医学的无奈，不过，我们还是希望奇迹的发生，也衷心地祝愿这样的好人早日康复，在今天的基层，农民太需要这样的好官了。
